民政部关于出国人员在港工作期间办理结婚登记所需证件、证明问题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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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关于出国人员在港工作期间办理结婚登记所需证件、证明问题的复函
民政部关于出国人员在港工作期间办理结婚登记所需证件、证明问题的复函
（民办函〔2005〕209号 2005年11月4日）
江苏省民政厅：
你厅《关于出国人员所需证件、证明的请示》（苏民福〔2005〕43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你省南通籍公民潘正明于2003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博士学位后，在美国一律师事务所工作。2004年8月，因工作需要，被派往该事务所的香港分所工作至今。目前，潘正明提出与你省南通籍未婚妻办理结婚登记，其所持有的证件有：中国护照（贴有香港签证）、香港居民身份证（非永久居民身份证）。目前的问题是，如按出国人员身份办理结婚登记，潘正明表示无法（含不便）到美国开具无配偶证明，如按香港居民身份办理结婚登记，当事人又没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鉴于赴港工作人员的实际情况，我部意见，由国外机构派驻香港工作的出国人员或应聘在香港工作的我国原海外留学人员可以出具以下证件和证明材料办理结婚登记：（1）本人的有效护照；（2）本人的香港居民身份证；（3）经香港委托公证人公证的本人无配偶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声明。
附件：附件：江苏省民政厅《关于出国人员所需证件、证明的请示》（苏民福〔2005〕43号）（略）
民政部办公厅
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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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谢 颖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 029514243
[摘要]
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是两类既相似又不同的合同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这两者往往容易混淆，导致许多判决结果存在争议。因此，对两者进行全面分析，认真把握两者的性质与具体特征，分清违法与犯罪的区别，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惩治违法、打击犯罪、准确高效地司法、推进我国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合同诈骗 经济合同纠纷 全面分析 性质 特征 法制建设
[正文]
合同又称“契约”，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其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对国家经济秩序的维持及当事人利益的调节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自1999年10月1日施行至今，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切实的贯彻与实施，与此同时，立法部门也在对其进行不断的修改和完善，然而，依旧有一部分不法份子无视国家法律，利用合同进行各式各样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经济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形形色色利用合同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中，经济合同所占比例最大。然而，经济合同纠纷往往容易与合同诈骗相混淆，有的案件甚至连司法部门都难以作出准确区分。在实践中，不少与此有关的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是比较勉强的，这不但影响了法律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地位，还对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进程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因为这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棘手的实践问题。笔者认为，根据两者各自的构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区分界定。
（一）性质不同
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犯罪小，只是违反了一般的法律法规。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严重的违法，将受到刑罚的处罚。合同诈骗既违反《刑法》又违反《民法通则》，是刑事犯罪附带民事违法的行为，其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管理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将受到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双重处罚；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单纯违反《民法通则》的民事违法行为，侵犯的是债权，仅受控于民事法律。正如杨立新教授所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说，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经济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1）。这是两者在本质上的区别。
（二）特征不同
目前认定合同诈骗的关键，有三种观点：1）客观论：认为只要行为人在客观上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与对方签定了经济合同，同时非法地占有了对方的财物，就构成合同诈骗。2）履行能力论：认为签定合同时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区分两者的关键。3）主观论：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笔者认为，这三种观点都过于片面和绝对，相比之下，全面分析更为准确。即：行为人在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客观上采取与事实有孛的方法与对方签定了经济合同并已占有了对方的财物。在这里，笔者认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不能作为区分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依据。签定合同时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人未必不具备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而没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人在主观上也未必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有的只是想借用，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借鸡生蛋”。并非想非法占有。因此，以履行能力论作为认定合同诈骗的依据显存不妥。我们应该坚持全面分析的方法。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1、行为人签定合同的目的
这里主要是看行为人签定合同时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区分二者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即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采用不正当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合同纠纷当事人均有履行合同的意愿，但因客观原因或其他情况而未能履行或完全履行，如为解决其生产经营中诸如资金短缺、周转困难等等，其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有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中有欺骗手段，在履行合同中有欺诈行为，但其目的并非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所以不宜以合同诈骗论处。民事欺诈不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只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为了经营上的便利或在经营上受益，采取了一些带欺诈性质或其他性质的方法，致使合同的继续履行受到阻碍或不利于对方当事人利益的一种纠纷。这是两者在主观上的重要区别。
2、行为人签定合同的手段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签定合同时，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一般都采取冒充他人身份，虚造凭证等情节严重的欺诈手段；经济合同纠纷则无须冒充他人身份也无须采取伪造凭证等行为，只是为了使合同的履行能够相对有利于自身的利益而实施了一些情节较轻的欺诈性行为。两者虽然都具有“欺骗”因素，但欺骗的具体手段大不相同。
3、行为人欺骗的程度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是在合同的主要内容上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通常较大的或次数较多的。而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在次要合同上弄虚作假，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数额通常是较小的。欺骗的程度不同导致了两者的社会危害性也不相同。
4、行为人履行合同的态度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待合同履行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往往毫无履行合同的能力，因此也就谈不上会积极地去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这种情况下，合同诈骗犯罪份子往往是签定合同非法拿到对方财物后立即消失或者再三推脱逃避对方的履约要求。也有的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仅履行少量合同约定义务，目的是为了骗取更多的财物，当目的达到时，行为人同样地要么，消失要么推脱逃避；经济合同纠纷当事人一般均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履行的诚意和积极行为。一旦利益受损的一方要求侵害方承当违约责任，只有合同纠纷的行为人才愿意承当违约责任。
5、行为人处置财物的方式
合同诈骗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财物的处置也是不同的。前者大多没有将骗得的财物用于合同约定的事项上，反而将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生活而非生产经营中，甚至进行挥霍，致使财物无法返回，更为离奇的是有的将财物用于重复诈骗。后者则一般将财物用于合同约定事项或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并没有挥霍掉财物。
（三）其他不同
两者进一步恶化的结果不同。合同诈骗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犯罪行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合同诈骗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然而，我国《刑法》第224条及第231条对此罪的最高刑罚只是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2）。显然，如果在合同诈骗过程中又竞合地犯了其他更为严重的罪名，则意味着有可能被国家审判机关判处死刑；经济合同纠纷只是一般的违法，但其已经具备转化为合同诈骗的潜在可能性。如果其违法行为进一步加重，则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也就是说，经济合同纠纷可以转化成合同诈骗，而合同诈骗只能向更高的罪名转化。
综上所述，尽管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有着很多的相似且容易混淆的地方，但两者仍有明显的区别。在以后的实践中，我们首先应当从本质上去区分两者，把违法和犯罪区分开来，其次再从基本特征上去比较两者，分析行为人签定合同的目的、手段、欺骗程度、履约态度、处置财物的方式等。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实践中的案件是各不相同的，我们的法学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能用死的理论来作为评判分析案件的永恒依据，我们必须不断发展我们的法学理论，进一步分析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相似相异之处，为司法活动提供更加准确的评判标准，推进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
[注解]
（1）尹铮. 《合同诈骗还是经济纠纷-从两则案例看“司法瓶颈”》.[A].正义网.
（2）笔者认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将合同诈骗的最高刑定为死刑更有利于打击此类犯罪。
经济法是增量利益生产和分析法
---对经济法本质的另一种理解
陈乃新（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关于经济法的本质，我国法学界惯于从整体利益的角度来思考，而本文却从增量利益的角度来理解。笔者认为，正由于经济法与民法的本质区别集中体现于增量利益与存量利益的区别，所以经济法较之民法更能有效地促进和保障经济发展，应当成为现代法治模式的主导。笔者还认为企业法和竞争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两大部分，分别对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微观领域初次调整和宏观领域再次调整，共同规范增量利益的生产和分配。
关键词：经济法本质 增量利益生产和分配
一、经济法是最有效地保障经济发展的法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之后，继而需要解决的是民族发展、民族振兴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我国的法治就要围绕这个中心去进行。
实行法治有一个以何种法律为主导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通行以刑事法律为主导的法治；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了以民商法律为主导的法治。我国作为后发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创建以经济法为主导的法治。这是因为经济法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是公正地保护人们的发展权益，进而使发展达到秩序化的法。与传统的所谓私法和公法相比，它特别适合我们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
首先，笔者把经济法定位于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其理由是经济法起源于社会化生产，而社会化生产的根本特点在于它可以仓（造出无限增多的剩余，经济法就是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剩余并相应地进行剩余的分配和再分配关系的法。
我们说，社会化生产可以创造出无限增多的剩余，但这并不等于说过去时代个体生产就没有剩余。诚如恩格斯所说：“人类社会脱离动物野蛮阶段以后的一切发展，都是从家庭劳动创造出无限增多的产品除了维持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余的时候开始的，都是从一部分劳动可以不再用于单纯消费资料的生产，而是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时候开始的。”②可见，生产剩余古已有之。对于这里恩格斯所说的剩余，我又把它称之为增量利益。增量利益就是指劳动产品超出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而剩余对人们来说就是一种增量利益。由于：“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③因此，剩余对社会、国家和个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增量利益而且也是一种发展利益。社会化生产与个体生产相比，不在于两者是否有剩余的生产，而是社会化生产可以创造出比个体生产多得多的剩余，也即可以更多地生产出增量利益或发展利益。
不论古代还是近现代，虽然都可生产剩余，但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个体生产时代，人与人之间却不存在增量利益关系。因为个体生产者创造剩余，只是他个人的事情。而在社会化生产中则是由许多人来共同创造剩余，所以必定会发生人们生产剩余并相应地进行分配剩余的关系；此外，社会化生产还造成了实现剩余和再分配剩余的关系（本文在后面另有论述）。因此，增量利益关系是在社会化生产中所特有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是过去早已存在的所谓私法和公法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调整的一种社会关系。
由于经济法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它就公正地保护着人们的发展权益，这就可使我们从法律上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其次，笔者认为，私法和公法中涉及调整经济关系的部分，并不直接与保障经济发展有关，而经济法却直接保障经济的发展。以民商法为核心的私法，涉及经济的部分主要是调整商品关系或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而商品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存量利益关系。具体来说：第一，民法的所有权就是对人们的既得财物或称存量利益进行法律确认，并保障其不受侵犯；否则，应追究加害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使受害人的存量利益得到弥补或不受损失。第二，民法的债权主要就是人与人之间进行商品交易（各自存量利益的相互让渡）的权利。它表示让渡存量利益的一方可享有一种请求权，即有权要求另一方让渡等量的利益，使自己失去的存量利益按照等价交换（等量利益相交换）的原则回归；否则，便可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由此可见，私法涉及经济的内容，主要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存量利益关系，它公正地保护人们的存量利益，保障人们在商品关系中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但是，私法在调整上述存量利益关系的同时，不考虑当事人的存量利益是否包含增量利益，即是否包含自己创造出来的剩余。在当事人之间相互让渡产品时，即使包含增量利益，也未在制度中得到反映，仍是存量利益的交易。另外，作为私法核心的民商法，虽然为企业和公民个人同样提供了反映价值规律的法律环境，对公民个人或企业为力求生产更多的剩余形成某种外部压力，但由于公民个人与企业有各自的特殊性，企业内部也还有人与人之间创造剩余的关系需要调整，这使得民商法有些力不从心。而经济法却可使企业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把企业中的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使企业充满活力并增强其外部竞争力。
至于所谓的公法，它涉及经济的方面是超经济强制地从物质生产者那里征收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费用，这对国家与物质生产者的关系来说无疑是一种减量利益关系。既然征收的费用只是用于国家实现其政治文化职能，如用于保卫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稳定和实现其他政治文化职能；并没有用于向企业投资，那么这种费用就成为非生产性耗费，对生产者来说是不能再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耗费，所以，这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是减量利益关系。一方面国家无偿征收一定的费用，对满足治理国家与社会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征收如超越生产者的承受能力，又必须限制其滥用公权。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减量利益关系，通常由公法调整。但是，如果国家出于调控人与人之间在竞争中的增量利益关系并直接用于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目的，这时的国家已作为社会经济管理中心来发挥作用。因此，调整这种关系的法就不是所谓的公法了。
总之，私法主要存量利益关系，公法主要调整减量利益关系，这两类法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已经存在，在资产阶级创立了社会化生产以后，它们也继续存在，但它们都没有反映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增量利益的需要。所以，只有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剩余（增量利益）并相应地进行剩余（增量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关系的经济法，才能最有效地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企业法——国家对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初次调整的法
企业法亦称微观经济法，主要调整企业内部生产、分配剩余（增量利益）的关系，是国家对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初次调整的法。其功能是保障企业充满活力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一）企业法主要是调整企业内部增量利益关系的法
企业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创造。这个创造曾引起了并还在继续引起人类社会的大变革：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大变革。企业使许多人结合起来生产，突破了个体生产者智力与体力的局限，可以无限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使超出劳动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也可以无限增多，经济便可以无限增长。二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大变革。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大变革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与之相应，其中必定会发生新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企业中共同创造剩余（增量利益）和进行剩余（增量利益）分配的关系，这可称为企业中的增量利益关系。这两个大革命必然会引起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或慢或快的变革，企业法由此出现就是法律变革的开始。
一般说来，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发生在企业的投资者、投劳者与管理者之间。为了缓和这种冲突，使企业在事实上创造出无限增多的剩余，就不能不采取法律手段。无疑，这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在资本家阶级看来，工人劳动获得工资和资本家投资获得利润，雇佣工人无权分享企业的利润（增量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但是，马克思却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他认为资本家之所以发财致富和雇佣劳动者之所以日益陷入贫困，其原因皆在于资本家依靠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了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于是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此外，马克思还预言，无产阶级必然要把这种斗争变成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革命。在20世纪中，已有少数国家进行了这种实践。但是，我们还看到了另一种情形，即资产阶级国家也可以采用法治来缓和这种冲突，以便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国家早在19世纪初期就制定了工场法、工厂法等，来限制个别资本家不顾
雇佣工人利益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限制资本家无限延长工作日和禁止雇佣重工，限制低价雇佣女工等，以此来缓和劳资冲突和保护劳动力的再生产，防止劳动力资源的枯竭和素质下降。马克思当时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式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④马克思以“第一次”的用语，率先把工厂法与过去所有的其他法（私法与公法）区别开来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企业法乃至经济法的精辟见解。
进入现代社会，包括我们这样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企业中也依然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增量利益关系和冲突。如果说资本主义初期的工场和工厂还是投资者亲自管理，那时企业中的增量利益关系还不甚复杂，那么，在现代企业中，不但投资者与管理者已经分离，而且投资已经社会化，投劳者中还分离出对企业创造增量利益有重大作用的科技人员等。因此，在现代企业中形成了投资者集团、投劳者集团和管理者集团的复杂的增量利益关系。现代企业是否充满活力和具有竞争力，绝不只取决于外部的市场竞争和价值规律的强制作用，而且从根本上说还取决于内部增量利益关系的处理。我们作为后发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人均资源较少和劳动力素质较低的条件下，企业要在国内外面对先发的资本主义强国的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的挑战，就更应该设法调整好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增量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内部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去为企业的增值而奋斗，创造出更多的增量利益，从而加快发展的速度，以追赶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
但是，这肯定需要我们在理论上突破一些旧的不适合实际情况的条条框框。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有关企业法的法学理论，都需要有适应新情况的突破。
第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需要突破。马克思提出的雇佣工人以其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思想，在确认投资者的资产不可能在生产中自行增值的同时，对投资者投资于企业时还投入了决策劳动与指挥劳动却有所忽视，而这正是现代企业能否增值和增值多少的重要环节。笔者认为，投资者投资于企业，这与过去时代的地主出租土地给农民耕种不一样。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使用而获得地租，只是凭土地所有权来实现其收益权，并没有另行投入经营土地和生产剩余的劳动。但是，在现代企业中，不论是资本家还是其他投资者，一旦投资于企业，其资产经资本化了，他们不仅凭资产所有权来实现其收益权（分享剩余或利润等），而且还取得了对企业的全部资产经营进行决策的权利，并凭这种决策劳动来分享企业的利润（剩余、增量利益）。因此，企业的增量利益（剩余价值）实际上是投资者提供决策劳动、投劳者提供直接生产劳动以及企业管理者提供指挥劳动⑤共同创造的。因此，企业的剩余价值应当由这三者分享。企业法首先就应调整好这三者之间的增量利益关系，以缓和人们各为其利的冲突。
第二，有关企业法的法学理论也需要突破。我国现行的企业法律、法规，在法学理论指导上相当保守。一方面，企业法受民商法学影响过多，如在企业法中偏重于明确企业的民事或商事主体地位和偏重于明确企业的民商事权利与义务；此外，企业法还收入了部分国家行政对企业实行行政管理的规范（如企业登记管理等）。因此，有关企业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堆砌了很多调整企业外部关系的民商事和行政法律规范（企业外部的商品关系和行政管理关系，本应由民商法、行政法去调整），对于调整企业内部关系则重视不够。企业法没有突出这点，故不能保障企业充满活力就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就企业法调整内部关系来说，似乎公司法和劳动法已经涉及，但是作为商法组成部分的公司法，贝！主要从投资者与企业的商品关系的角度来规定两者的权利与义务，我国公司法实际上仍接受了投资者投资获得利润的传统观点；我国劳动法也是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商品关系来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它接受的是劳动者投劳获得工资的传统观点。因此，公司法的理论不能科学解释为什么企业利润分配应由投资者来决定，劳动法的理论又不能解释投劳者为什么除了获得工资夕），不能决定利润的分配。现在，许多学者又把注意力投向论证公司的投资者可凭股权分享利润，投劳者中投入智力劳动的科技人员可凭智力成果（无形资产）构成股权分享利润，管理者也可以在任期内享有管理（无形资产）股而分享利润，唯有对投人体力劳动的则没有提及，按照这种理论同样不能解释为什么投入资产（有形和无形的资产）且在资产不能自行增值的情况下，却可分享企业利润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坚持劳动价值论，即投资者提供决策劳动，投劳者提供直接生产劳动和管理者提供指挥劳动，并各按其劳动贡献来分享利润才更有利于企业增加增量利益。所以，现行公司法和劳动法就不能调整好企业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增量利益关系，就不能代替企业法。公司法和劳动法虽有部分调整企业内部关系的内容，但它们却是按照调整投资者与企业、投劳者与企业的外部商品关系去规定的，因而它们也就不能调整好企业内部关系。公司法和劳动法涉及调整企业内部关系的部分，只有按照调整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增量利益关系的思路，去重新作出科学的规定，并把这些规定并入企业法才比较合适。
谢 颖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 029514243
[摘要]
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是两类既相似又不同的合同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这两者往往容易混淆，导致许多判决结果存在争议。因此，对两者进行全面分析，认真把握两者的性质与具体特征，分清违法与犯罪的区别，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惩治违法、打击犯罪、准确高效地司法、推进我国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合同诈骗 经济合同纠纷 全面分析 性质 特征 法制建设
[正文]
合同又称“契约”，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其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对国家经济秩序的维持及当事人利益的调节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自1999年10月1日施行至今，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切实的贯彻与实施，与此同时，立法部门也在对其进行不断的修改和完善，然而，依旧有一部分不法份子无视国家法律，利用合同进行各式各样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经济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形形色色利用合同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中，经济合同所占比例最大。然而，经济合同纠纷往往容易与合同诈骗相混淆，有的案件甚至连司法部门都难以作出准确区分。在实践中，不少与此有关的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是比较勉强的，这不但影响了法律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地位，还对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进程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因为这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棘手的实践问题。笔者认为，根据两者各自的构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区分界定。
（一）性质不同
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犯罪小，只是违反了一般的法律法规。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严重的违法，将受到刑罚的处罚。合同诈骗既违反《刑法》又违反《民法通则》，是刑事犯罪附带民事违法的行为，其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管理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将受到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双重处罚；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单纯违反《民法通则》的民事违法行为，侵犯的是债权，仅受控于民事法律。正如杨立新教授所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说，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经济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1）。这是两者在本质上的区别。
（二）特征不同
目前认定合同诈骗的关键，有三种观点：1）客观论：认为只要行为人在客观上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与对方签定了经济合同，同时非法地占有了对方的财物，就构成合同诈骗。2）履行能力论：认为签定合同时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区分两者的关键。3）主观论：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笔者认为，这三种观点都过于片面和绝对，相比之下，全面分析更为准确。即：行为人在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客观上采取与事实有孛的方法与对方签定了经济合同并已占有了对方的财物。在这里，笔者认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不能作为区分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依据。签定合同时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人未必不具备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而没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人在主观上也未必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有的只是想借用，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借鸡生蛋”。并非想非法占有。因此，以履行能力论作为认定合同诈骗的依据显存不妥。我们应该坚持全面分析的方法。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1、行为人签定合同的目的
这里主要是看行为人签定合同时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区分二者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即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采用不正当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合同纠纷当事人均有履行合同的意愿，但因客观原因或其他情况而未能履行或完全履行，如为解决其生产经营中诸如资金短缺、周转困难等等，其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有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中有欺骗手段，在履行合同中有欺诈行为，但其目的并非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所以不宜以合同诈骗论处。民事欺诈不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只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为了经营上的便利或在经营上受益，采取了一些带欺诈性质或其他性质的方法，致使合同的继续履行受到阻碍或不利于对方当事人利益的一种纠纷。这是两者在主观上的重要区别。
2、行为人签定合同的手段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签定合同时，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一般都采取冒充他人身份，虚造凭证等情节严重的欺诈手段；经济合同纠纷则无须冒充他人身份也无须采取伪造凭证等行为，只是为了使合同的履行能够相对有利于自身的利益而实施了一些情节较轻的欺诈性行为。两者虽然都具有“欺骗”因素，但欺骗的具体手段大不相同。
3、行为人欺骗的程度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是在合同的主要内容上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通常较大的或次数较多的。而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在次要合同上弄虚作假，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数额通常是较小的。欺骗的程度不同导致了两者的社会危害性也不相同。
4、行为人履行合同的态度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待合同履行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往往毫无履行合同的能力，因此也就谈不上会积极地去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这种情况下，合同诈骗犯罪份子往往是签定合同非法拿到对方财物后立即消失或者再三推脱逃避对方的履约要求。也有的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仅履行少量合同约定义务，目的是为了骗取更多的财物，当目的达到时，行为人同样地要么，消失要么推脱逃避；经济合同纠纷当事人一般均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履行的诚意和积极行为。一旦利益受损的一方要求侵害方承当违约责任，只有合同纠纷的行为人才愿意承当违约责任。
5、行为人处置财物的方式
合同诈骗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财物的处置也是不同的。前者大多没有将骗得的财物用于合同约定的事项上，反而将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生活而非生产经营中，甚至进行挥霍，致使财物无法返回，更为离奇的是有的将财物用于重复诈骗。后者则一般将财物用于合同约定事项或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并没有挥霍掉财物。
（三）其他不同
两者进一步恶化的结果不同。合同诈骗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犯罪行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合同诈骗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然而，我国《刑法》第224条及第231条对此罪的最高刑罚只是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2）。显然，如果在合同诈骗过程中又竞合地犯了其他更为严重的罪名，则意味着有可能被国家审判机关判处死刑；经济合同纠纷只是一般的违法，但其已经具备转化为合同诈骗的潜在可能性。如果其违法行为进一步加重，则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也就是说，经济合同纠纷可以转化成合同诈骗，而合同诈骗只能向更高的罪名转化。
综上所述，尽管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有着很多的相似且容易混淆的地方，但两者仍有明显的区别。在以后的实践中，我们首先应当从本质上去区分两者，把违法和犯罪区分开来，其次再从基本特征上去比较两者，分析行为人签定合同的目的、手段、欺骗程度、履约态度、处置财物的方式等。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实践中的案件是各不相同的，我们的法学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能用死的理论来作为评判分析案件的永恒依据，我们必须不断发展我们的法学理论，进一步分析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相似相异之处，为司法活动提供更加准确的评判标准，推进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
[注解]
（1）尹铮. 《合同诈骗还是经济纠纷-从两则案例看“司法瓶颈”》.[A].正义网.
（2）笔者认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将合同诈骗的最高刑定为死刑更有利于打击此类犯罪。
经济法是增量利益生产和分析法
---对经济法本质的另一种理解
陈乃新（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关于经济法的本质，我国法学界惯于从整体利益的角度来思考，而本文却从增量利益的角度来理解。笔者认为，正由于经济法与民法的本质区别集中体现于增量利益与存量利益的区别，所以经济法较之民法更能有效地促进和保障经济发展，应当成为现代法治模式的主导。笔者还认为企业法和竞争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两大部分，分别对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微观领域初次调整和宏观领域再次调整，共同规范增量利益的生产和分配。
关键词：经济法本质 增量利益生产和分配
一、经济法是最有效地保障经济发展的法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之后，继而需要解决的是民族发展、民族振兴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我国的法治就要围绕这个中心去进行。
实行法治有一个以何种法律为主导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通行以刑事法律为主导的法治；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了以民商法律为主导的法治。我国作为后发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创建以经济法为主导的法治。这是因为经济法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是公正地保护人们的发展权益，进而使发展达到秩序化的法。与传统的所谓私法和公法相比，它特别适合我们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
首先，笔者把经济法定位于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其理由是经济法起源于社会化生产，而社会化生产的根本特点在于它可以仓（造出无限增多的剩余，经济法就是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剩余并相应地进行剩余的分配和再分配关系的法。
我们说，社会化生产可以创造出无限增多的剩余，但这并不等于说过去时代个体生产就没有剩余。诚如恩格斯所说：“人类社会脱离动物野蛮阶段以后的一切发展，都是从家庭劳动创造出无限增多的产品除了维持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余的时候开始的，都是从一部分劳动可以不再用于单纯消费资料的生产，而是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时候开始的。”②可见，生产剩余古已有之。对于这里恩格斯所说的剩余，我又把它称之为增量利益。增量利益就是指劳动产品超出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而剩余对人们来说就是一种增量利益。由于：“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③因此，剩余对社会、国家和个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增量利益而且也是一种发展利益。社会化生产与个体生产相比，不在于两者是否有剩余的生产，而是社会化生产可以创造出比个体生产多得多的剩余，也即可以更多地生产出增量利益或发展利益。
不论古代还是近现代，虽然都可生产剩余，但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个体生产时代，人与人之间却不存在增量利益关系。因为个体生产者创造剩余，只是他个人的事情。而在社会化生产中则是由许多人来共同创造剩余，所以必定会发生人们生产剩余并相应地进行分配剩余的关系；此外，社会化生产还造成了实现剩余和再分配剩余的关系（本文在后面另有论述）。因此，增量利益关系是在社会化生产中所特有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是过去早已存在的所谓私法和公法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调整的一种社会关系。
由于经济法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它就公正地保护着人们的发展权益，这就可使我们从法律上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其次，笔者认为，私法和公法中涉及调整经济关系的部分，并不直接与保障经济发展有关，而经济法却直接保障经济的发展。以民商法为核心的私法，涉及经济的部分主要是调整商品关系或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而商品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存量利益关系。具体来说：第一，民法的所有权就是对人们的既得财物或称存量利益进行法律确认，并保障其不受侵犯；否则，应追究加害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使受害人的存量利益得到弥补或不受损失。第二，民法的债权主要就是人与人之间进行商品交易（各自存量利益的相互让渡）的权利。它表示让渡存量利益的一方可享有一种请求权，即有权要求另一方让渡等量的利益，使自己失去的存量利益按照等价交换（等量利益相交换）的原则回归；否则，便可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由此可见，私法涉及经济的内容，主要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存量利益关系，它公正地保护人们的存量利益，保障人们在商品关系中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但是，私法在调整上述存量利益关系的同时，不考虑当事人的存量利益是否包含增量利益，即是否包含自己创造出来的剩余。在当事人之间相互让渡产品时，即使包含增量利益，也未在制度中得到反映，仍是存量利益的交易。另外，作为私法核心的民商法，虽然为企业和公民个人同样提供了反映价值规律的法律环境，对公民个人或企业为力求生产更多的剩余形成某种外部压力，但由于公民个人与企业有各自的特殊性，企业内部也还有人与人之间创造剩余的关系需要调整，这使得民商法有些力不从心。而经济法却可使企业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把企业中的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使企业充满活力并增强其外部竞争力。
至于所谓的公法，它涉及经济的方面是超经济强制地从物质生产者那里征收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费用，这对国家与物质生产者的关系来说无疑是一种减量利益关系。既然征收的费用只是用于国家实现其政治文化职能，如用于保卫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稳定和实现其他政治文化职能；并没有用于向企业投资，那么这种费用就成为非生产性耗费，对生产者来说是不能再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耗费，所以，这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是减量利益关系。一方面国家无偿征收一定的费用，对满足治理国家与社会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征收如超越生产者的承受能力，又必须限制其滥用公权。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减量利益关系，通常由公法调整。但是，如果国家出于调控人与人之间在竞争中的增量利益关系并直接用于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目的，这时的国家已作为社会经济管理中心来发挥作用。因此，调整这种关系的法就不是所谓的公法了。
总之，私法主要存量利益关系，公法主要调整减量利益关系，这两类法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已经存在，在资产阶级创立了社会化生产以后，它们也继续存在，但它们都没有反映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增量利益的需要。所以，只有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剩余（增量利益）并相应地进行剩余（增量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关系的经济法，才能最有效地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企业法——国家对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初次调整的法
企业法亦称微观经济法，主要调整企业内部生产、分配剩余（增量利益）的关系，是国家对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初次调整的法。其功能是保障企业充满活力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一）企业法主要是调整企业内部增量利益关系的法
企业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创造。这个创造曾引起了并还在继续引起人类社会的大变革：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大变革。企业使许多人结合起来生产，突破了个体生产者智力与体力的局限，可以无限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使超出劳动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也可以无限增多，经济便可以无限增长。二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大变革。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大变革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与之相应，其中必定会发生新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企业中共同创造剩余（增量利益）和进行剩余（增量利益）分配的关系，这可称为企业中的增量利益关系。这两个大革命必然会引起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或慢或快的变革，企业法由此出现就是法律变革的开始。
一般说来，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发生在企业的投资者、投劳者与管理者之间。为了缓和这种冲突，使企业在事实上创造出无限增多的剩余，就不能不采取法律手段。无疑，这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在资本家阶级看来，工人劳动获得工资和资本家投资获得利润，雇佣工人无权分享企业的利润（增量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但是，马克思却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他认为资本家之所以发财致富和雇佣劳动者之所以日益陷入贫困，其原因皆在于资本家依靠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了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于是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此外，马克思还预言，无产阶级必然要把这种斗争变成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革命。在20世纪中，已有少数国家进行了这种实践。但是，我们还看到了另一种情形，即资产阶级国家也可以采用法治来缓和这种冲突，以便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国家早在19世纪初期就制定了工场法、工厂法等，来限制个别资本家不顾
雇佣工人利益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限制资本家无限延长工作日和禁止雇佣重工，限制低价雇佣女工等，以此来缓和劳资冲突和保护劳动力的再生产，防止劳动力资源的枯竭和素质下降。马克思当时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式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④马克思以“第一次”的用语，率先把工厂法与过去所有的其他法（私法与公法）区别开来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企业法乃至经济法的精辟见解。
进入现代社会，包括我们这样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企业中也依然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增量利益关系和冲突。如果说资本主义初期的工场和工厂还是投资者亲自管理，那时企业中的增量利益关系还不甚复杂，那么，在现代企业中，不但投资者与管理者已经分离，而且投资已经社会化，投劳者中还分离出对企业创造增量利益有重大作用的科技人员等。因此，在现代企业中形成了投资者集团、投劳者集团和管理者集团的复杂的增量利益关系。现代企业是否充满活力和具有竞争力，绝不只取决于外部的市场竞争和价值规律的强制作用，而且从根本上说还取决于内部增量利益关系的处理。我们作为后发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人均资源较少和劳动力素质较低的条件下，企业要在国内外面对先发的资本主义强国的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的挑战，就更应该设法调整好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增量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内部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去为企业的增值而奋斗，创造出更多的增量利益，从而加快发展的速度，以追赶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
但是，这肯定需要我们在理论上突破一些旧的不适合实际情况的条条框框。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有关企业法的法学理论，都需要有适应新情况的突破。
第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需要突破。马克思提出的雇佣工人以其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思想，在确认投资者的资产不可能在生产中自行增值的同时，对投资者投资于企业时还投入了决策劳动与指挥劳动却有所忽视，而这正是现代企业能否增值和增值多少的重要环节。笔者认为，投资者投资于企业，这与过去时代的地主出租土地给农民耕种不一样。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使用而获得地租，只是凭土地所有权来实现其收益权，并没有另行投入经营土地和生产剩余的劳动。但是，在现代企业中，不论是资本家还是其他投资者，一旦投资于企业，其资产经资本化了，他们不仅凭资产所有权来实现其收益权（分享剩余或利润等），而且还取得了对企业的全部资产经营进行决策的权利，并凭这种决策劳动来分享企业的利润（剩余、增量利益）。因此，企业的增量利益（剩余价值）实际上是投资者提供决策劳动、投劳者提供直接生产劳动以及企业管理者提供指挥劳动⑤共同创造的。因此，企业的剩余价值应当由这三者分享。企业法首先就应调整好这三者之间的增量利益关系，以缓和人们各为其利的冲突。
第二，有关企业法的法学理论也需要突破。我国现行的企业法律、法规，在法学理论指导上相当保守。一方面，企业法受民商法学影响过多，如在企业法中偏重于明确企业的民事或商事主体地位和偏重于明确企业的民商事权利与义务；此外，企业法还收入了部分国家行政对企业实行行政管理的规范（如企业登记管理等）。因此，有关企业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堆砌了很多调整企业外部关系的民商事和行政法律规范（企业外部的商品关系和行政管理关系，本应由民商法、行政法去调整），对于调整企业内部关系则重视不够。企业法没有突出这点，故不能保障企业充满活力就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就企业法调整内部关系来说，似乎公司法和劳动法已经涉及，但是作为商法组成部分的公司法，贝！主要从投资者与企业的商品关系的角度来规定两者的权利与义务，我国公司法实际上仍接受了投资者投资获得利润的传统观点；我国劳动法也是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商品关系来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它接受的是劳动者投劳获得工资的传统观点。因此，公司法的理论不能科学解释为什么企业利润分配应由投资者来决定，劳动法的理论又不能解释投劳者为什么除了获得工资夕），不能决定利润的分配。现在，许多学者又把注意力投向论证公司的投资者可凭股权分享利润，投劳者中投入智力劳动的科技人员可凭智力成果（无形资产）构成股权分享利润，管理者也可以在任期内享有管理（无形资产）股而分享利润，唯有对投人体力劳动的则没有提及，按照这种理论同样不能解释为什么投入资产（有形和无形的资产）且在资产不能自行增值的情况下，却可分享企业利润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坚持劳动价值论，即投资者提供决策劳动，投劳者提供直接生产劳动和管理者提供指挥劳动，并各按其劳动贡献来分享利润才更有利于企业增加增量利益。所以，现行公司法和劳动法就不能调整好企业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增量利益关系，就不能代替企业法。公司法和劳动法虽有部分调整企业内部关系的内容，但它们却是按照调整投资者与企业、投劳者与企业的外部商品关系去规定的，因而它们也就不能调整好企业内部关系。公司法和劳动法涉及调整企业内部关系的部分，只有按照调整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增量利益关系的思路，去重新作出科学的规定，并把这些规定并入企业法才比较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