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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证人证言的形成过程

印文军


　　证人证言的形成是证人的主观感性认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其过程遵循心理学和认识论的普遍规律。证人证言从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有关情况的感知开始，到最后形成具有一定形式的证人证言，中间要经过许多复杂和细微的环节。这些环节都有可能影响证人的心理和思维，从而使证言的形成过程也变得非常复杂和微妙。因此，证人证言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是人的心理和思维过程对客观事物能动反映的产物。证人证言的形成过程大致可以包括三个阶段，即感知阶段、记忆阶段和表达阶段。
　　一、感知阶段
　　感知，包括心理学上的感觉和知觉。感觉和知觉是认识活动的起点，也是一系列复杂心理活动的基础。人的认识活动是从感知开始的。通过感知，人们不仅能够了解客观事物的各种属性，如物体的颜色、气味、软硬等，而且也能知道身体内部的状况和变化，如饥饿、疼痛等。在心理学研究上，感知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意识和心理活动的重要依据，是意识对外部世界的直接反映。脱离人的感知，大脑就无法反映客观存在，意识也就无从产生。感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包括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肤觉等。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和属性的整体的反映。知觉是在感觉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对感觉信息整合后的反映。当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时候，人不仅能够反映该事物的个别属性，而且能够通过各种感觉器官的协同活动，在大脑中将事物的各种属性，按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或关系整合成事物的整体，从而形成该事物的完整的印象。这种信息整合的过程就是知觉。
　　证人对诉讼案件事实有关情况的认识是从感知阶段开始的。证人通过自身的视觉、听觉及其他感知方式形成对案件情况的感性认识，一般来说，这种感知过程发生在诉讼系争之前或之中，更多的是在系争之前的时空内。因此，证人对案件事实有关情况的感知是一个独立于法庭及询问者的过程，是由证人独自完成的。在各种感知方式中，视觉是证人感知案情最重要的方式。通过视觉，证人能感知各种书证、物证、视听资料，感知当事人或犯罪嫌疑人的体形、特征、活动场所、犯罪现场等各种可视证物，并将形成的感知储存在大脑的记忆中。听觉是另一种常见的感知方式，能使证人对与案情有关的各种声音形成感知，成为证言的内容。在人的感知过程中，语言是一种重要的感知手段，各种感知方式形成的反映，上升为人的语言印象，就会在人的大脑中留下更深刻的记忆和印象，一般而言，具有良好语言能力的证人，对案情的感知也更真实、持久。
　　证人对案件情况所形成的感知一般是片断的、非系统的。证人作为诉讼案件之外的第三人，没有亲身参与案件系争的法律行为活动或刑事犯罪过程，其对案情感知的途径和范围都有一定局限。在民事法律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中，证人相对地能获得更多的感知，其内容也比较系统、真实。在刑事诉讼中，由于犯罪行为的隐蔽性很强，许多罪犯竭尽全力掩盖犯罪事实，销毁犯罪证据，所以，证人对犯罪事实情况的感知较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要困难得多。很多刑事案件往往很难找到目击证人。在诉讼证据审查判断过程中，法官只有将多个证人的片断感知综合起来，并与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才有可能得到准确真实的案件事实。
　　证人对案情的感知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较大，其真实性有待审查和证实。因此，其本身既是一种证明方法，也是有待证明的对象。首先，证人主观的感知能力，如视力、听力、敏感度等，会对案情的感知产生影响。其次，案件事实呈现的状态是否明确、肯定，也是影响感知形成的重要因素。再次，感知的心理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也会影响证人对案件情况的正确感知。例如，人的知觉具有选择性和理解性，对外来刺激物有选择地作为知觉对象进行组织加工，或者以自己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对感知的事物进行加工处理。又如，知觉中的错觉，是指人在特定条件下对客观事物必然产生的某种有固定倾向的受到歪曲的知觉。这些感知因素的存在，都会对证人形成正确的感知产生不小的影响。所以，在诉讼中，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是非常必要的。
　　二、记忆阶段
　　心理学上的记忆是指人脑对过去经验的保持和再现，是通过识记、保持、再认或回忆三个基本环节在人脑中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识记是指个体获得知识和经验的过程，是记忆的第一个基本环节，它具有选择性的特点。保持是指已获得的知识经验在人脑中的巩固过程，是记忆的第二个基本环节。回忆和再认是在不同的条件下恢复过去的经验的过程，是记忆的第三个基本环节。
　　证人对案情的记忆过程也要经历上述三个基本环节。通过识记，证人获得了关于案件情况初步的知识和经验，形成了某些案情的最初印象。证人的这种最初印象可能在相关信息的刺激下得到偶尔的回忆和再认，从而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得到保持。证人在作证的过程中，储存在大脑中的记忆得到全面回忆和再认。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对案件情况的识记一般属于无意识记忆和机械识记，没有明确的记忆目的，对识记材料的意义和联系没有明确的理解，受犯罪情景的影响较大。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证人更多地通过语义记忆和形象记忆、意义识记等方式，形成对案件情况的识记，因而其记忆的真实性相对较高。证人形成的记忆，会随时间的消逝而遗忘。因此，及时地采集证人证言，是提高证言可信度的关键因素。
　　在证人证言的形成过程中，记忆阶段主要是指证人对案件情况的回忆和再认过程。回忆和再认是表达的前提。要使证人证言具有法律效力，必须形成某种可感可知的形式。这种形式只有通过证人对案情加以回忆和再认，并表达出来，才能形成证人证言。证人对诉讼案情的记忆通常是通过情景记忆、情绪记忆或形象记忆的方式形成的。情景记忆接受和储存的信息和个人生活中的特定事件与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相关，并以个人的经历为参照。情绪记忆既可能是积极愉快的体验，也可能是消极不愉快的体验，前者对人的行为有激励作用，后者有降低人的活动效率的作用。形象记忆具有鲜明的直观性。根据这些心理学规律，为了使证人形成鲜明的回忆和再认，在证人作证的过程中，可以创设适合的情景，营造适宜的情绪氛围，尽量避免证人心理上不愉快的情绪体验，或者给证人相关的“直观”刺激，以启发证人尽快地形成对案情的回忆和再认。
　　证人对案情的回忆和再认一般是在法庭上进行的，审判人员、双方当事人或其律师等诉讼参与人都参与了这一过程，并对证人的回忆和再认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例如，律师通过启发、诱导方式，影响证人的作证活动，法官也可指导作证活动的进行。法律要对律师、法官等人的活动作出规定，允许某些行为，禁止另一些行为，以使证人的作证免受不良干扰。所以，证人对案情的回忆和再认，不是完全由证人独自完成的个体心理行为，它受诉讼制度和证据规则的影响，是证人的心理活动和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相互作用的过程。证人作证之前，律师一般会设法帮助证人恢复有关案件情况的记忆。在英国实务方面，证人未被传唤至证人席之前，律师不与其交谈，因而往往对于有利之证人，实需唤醒其记忆。在美国实务方面，传唤证人作证以前，若该证人对于任何重要事项曾有所知、而现已遗忘，如有任何足以唤醒记忆之有效方法时，则须先行使用。为了恢复证人的记忆，可采取适当的手段，只要不对对方当事人及证人产生偏见，均可使用。实务中，歌声、气味、照片、引喻，甚至以往之陈述，都允许用来启发证人的回忆和再认。利用此类刺激，一般不会遭受对方当事人的反对和法官的禁止，但如使用文书，则有所限制。因为文书的内容不仅刺激证人的记忆，而且可能刺激他的想像，使其对有关案情的信息重新加工处理，而不是单纯的回忆。当然，如果文书足以恢复其记忆，仍应允许证人阅览。证人还可以阅览过去记忆的记录(如备忘录)等特别文书，来帮助恢复记忆。
　　三、表达阶段
　　证人证言形成的表达阶段是指证人将自己对案件情况的感知和记忆通过口头或书面言语的形式表述出来，以供外界感知和理解的过程。证人表达证言的最主要方式是语言，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j但口头表达须由法庭书记员或当事人作成书面记录。随着现代科技在诉讼中的应用，证人证言也可以用录音、录像等视听手段加以表达。所有这些形式的实质都是证人的言语，所以，表达证人证言的最终手段是证人的言语。从心理学角度看，证人的表达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过程，但由于它是一种具有严格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所以，就不像纯粹的心理过程那样只具有认识上的意义。证人表达证言的过程是一个制度过程和法律程序过程，与回忆和再认过程一样，深受法律文化和诉讼制度及程序的影响和制约。
　　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据规则对证言表达的具体方式和手段及其程序有非常细致而严格的规定。证人作证，正常情形之下，应当在审判人员之前，在证言对其不利的当事人或代理人在场时进行，其作证方式一般是答复律师的询问。律师在询问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往往精心设计一些技巧性非常强的问题，让证人作有利或不利的回答。证人作证的过程主要就是律师询问、证人回答的深入发展过程。律师的询问非常技巧化、专业化，但是，也有许多证据规则约束律师的提问，以保持证人作证的客观公正性。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法律规定证人作证必须宣誓。英国证据法规定：宣誓一般由法院书记官或官吏主持。根据证人信仰不同，宣誓时还要求采用一定的宗教仪式。基督徒和犹太人要手持圣经，其他人可采用他认为宗教信仰约束其良心的宣誓仪式。宣誓完成后，在法官的主持下由双方当事人(一般由律师代理)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交叉询问可分为三个阶段：主询问、反询问和再询问。主询问也称直接询问，是询问证人的第一个阶段．由传唤证人的一方当事人进行询问。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询问通常由当事人所聘请的律师代为进行。律师对证人的主询问有很直接的针对性，常常是对事实情况的正面提问。询问证人应该严格遵守询问规则。例如，不得以诱导性的问题进行询问，否则对方当事人可当即提出异议，阻止证人对此问题回答。如果因为证人速度太快而对此问题作了回答，法院得应对方当事人的及时申请，命令取消该回答，其证言不发生法律效力。主询问结束之后，由另一方当事人对证人进行反询问，反询问涉及的问题比主询问更广泛，具有间接性，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向证人提出暗示性的问题。反询问的　　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争议的事实反询问证人，使证人在回答中提供有利于反询问者的证言。
　　第二，对证人信誉反询问。如果能通过这类问题的询问和回答，证明证人信誉上有问题，即可达到证明该证人提供的证言值得怀疑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品格证据对证明当事人的行为无意义，但对证明证人提供证言行为则具有说服力。
　　第三，对证人证言的可信度进行反询问，以达到直接推翻证人在主询问中提供的证言的目的。再询问由提出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在反询问之后进行，目的是使主询问一方当事人澄清反询问中证人所泄露的明显矛盾或混淆，并探究反询问者所引出的新事实，而不是使证人在形式或内容上重复其原来的证言。如果另一方当事人没有进行反询问，进行主询问的一方当事人也就不能进行再询问。在极少数情况下，当事人一方可向法庭申请重开主询问，对主询问中未触及的主要事实进行补救。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一般不介入对证人的询问。
　　在大陆法系国家，各国法律规定的对证人进行询问的程序与英美法系国家有重大的差别，最主要的表现是法官职权的介入。日本的程序深受英美法系的影响，但区别仍是明显的：在当事人对证人进行询问的过程中，审判长可以随时亲自询问，或是在主询问过程中准许另一方当事人询问，可以限制不必要或不妥当的询问，审判长还可以在双方当啦人询问终结后，对证人进行补充性询问。在法国，刑事诉讼中对证人的询问，一般由预审法官、法官来进行。对证人的询问权利属于法院，当事人只有在经过审判长的许可之后才可询问证人，证人陈述后，审判长可以对证人再进行询问。在德国，询问证人被认为是一种辅助性的证据方法，只有在采取其他方法不起作用时才予以使用。对证人的询问由法官进行，法官对证人提出的问题，并不严格限于事实，也包括意见。对证人的询问，还可以由另一个法院，即“受托法院”来进行。我国诉讼法规定的询问证人的程序，与上述大陆法系国家的程序基本相似。
　　在证言的表现形式上，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为法庭书记官的证言笔录。但是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证人证言在整个证据制度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其表现形式也较多样化，与证人证言有关的地图、图表、照片、海图、表册等，均被视为表达证人证言的辅助形式，而不是物证和书证。此外，证人在诉讼系争之前所做成的备忘录之类的文书，亦可代替现在之记忆，被法庭采纳为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认识规律和法律制度两个方面的因素。概括起来讲，证人证言的形成取决于证人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证人的主观条件包括证人的品格和认知能力以及感知时的心理精神状态，证人的品格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诚实、公正。在法庭上，证人应当实事求是，如实地把自己看到、听到、闻到、触到的信息忠实陈述出来，不添枝加叶，不徇私舞弊。即使证人与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也不应该挟私作伪证。证人的品格还应该包含崇法、尚法精神。证人应该尊重和维护法律的尊严，为实现法律的正义无私无畏，心胸坦荡。证人的认知能力指证人对案件情况的感知、记忆和表达能力。“正常的知觉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正常功能的知觉器官和神经系统。(2)合适的刺激强度和性质。(3)知觉者要有一定的知识经验。”良好的记忆和表达能力也是证人的重要条件。司法实践表明，证人的感知、记忆和表达能力越强，其证词的证明力也越强。
　　形成证言的客观条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证人感知案件情况时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证物本身的性质。例如，光线的强弱、明暗，距离的远近，证物的特征、天气自然条件，等等；第二个方面是诉讼制度和程序规则对证言形成过程所具有的作用和影响。


北安法院 印文军
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共扬州市邗江区委党校 张晓芹


新农村建设是亿万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根本利益，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更需要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而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使新农村建设在符合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稳步前进，关键之一是要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笔者认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内涵，指广大农民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和方式，把自己的态度、情绪、想法和意见向社会、政府表达出来，以实现和维护自身合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利益的机制。利益表达机制的功能，在于为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提供充分反映自己利益要求的常规性途径，让各种不同意见和对立性情绪尽情地发泄出来，避免它们不断累积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一、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按照这一要求，建设一个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新农村，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其内在要求。
1、建设“物质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建设新农村，首要的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民是新农村的主人，是新农村的受益主体和建设主体，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只是宏观思路，具体到各个地方在建设过程中如何实施，农民不仅有知情权，更应当有选择权和自主权。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民人口众多，村与村之间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传统习惯等千差万别。根据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巨大这一现实条件，各级政府制定规划或确定项目，应当从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出发，着力解决直接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哪些是他们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只有农民自己才最有发言权，也只有农民才更能为自身群体的前途负责。因此，建设“物质文明”的新农村，要充分听取农民意见，使农民的利益需求得到有效表达、农民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尊重，这就必须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以此，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建设的热情，保证广大农民创富活力的涌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2、建设“政治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管理民主”是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表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保证。管理民主，就是农村各种组织健全，职责明确，体制合理，民主协商机制、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健全，农村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得到发挥，农村各项民主制度健全、规范，农民群众在基层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事务中切实能够当家作主，形成党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农村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要发展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农村政治文明，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健全与其相适应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目的就是保证农民享有完整的民主权利，对自身事务拥有更大的知情权和决策权，对社会事务拥有更大的参与权，对公权力行使拥有更有效的监督权，让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主体和监督主体。农村政治文明的核心和本质就是农民“当家作主”，这是农民政治地位的突出体现。因此，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建设“政治文明”的新农村题中应有之义。
3、建设“精神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乡风文明”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乡风文明主要包括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活风尚，良好的环保、卫生、生态意识。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要从根本上转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引导农民通过自身建设新农村的实践，转变传统观念，提高文化水平，陶冶精神情操，在走向富裕迈向文明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价值主体和创造主体；要使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社会风气健康向上，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逐步适应农民的需求，这就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农民利益表达机制，让农民与政府、社会进行正常的交流沟通，让政府、社会了解农村生活的现实状况和农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所虑。根据农民的意愿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根据农民的意愿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根据农民的意愿开展形式多样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培养广大农民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生活习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4、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村容整洁”是“生态文明”新农村的重要特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条件。村容整洁，是指建设环境优美、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风貌。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农民反映强烈的问题是村庄规划和环境污染。就全国的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农村，农民的居住较散乱，村庄建设规划明显滞后。对于集中居住，农民不能完全接受，受传统文化和习惯的影响，他们喜欢单门独院、前庭后作的居住方式。如何把旧村改造与新村建设结合起来，如何处理尊重农民习惯与科学合理规划之间的关系，政府的决策需要征求和听取农民的意见。不少地方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但环境日益恶化，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还直接威胁农民群众的身体、生命健康。农民希望通过一个正常的渠道把自己的想法和忧虑反映出来，让政府了解、重视并加以解决，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重要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二、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有学者（谢新力）指出，农民这个中国最大的群体，现在正在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在政策上，他们是被动的接收者；在行政上，他们是被管理者；在经济上，农民像'一袋马铃薯形不成集团力量；在就业上，农民受到各种限制，没有流动的自由和权利；在公共服务上，他们属于最后考虑的范畴，而且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在社会保障和国家福利上，农民处于自然状态。农民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没有真正参与到农村社会发展中去。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农民逐渐甚至已经沦为弱势群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因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导致农民的利益诉求不能如实向上反映、正当权益受损、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农村社会和谐，阻碍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近年来，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征地拆迁、就业增收、环境污染、民主权利、干群关系等问题时有发生，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的采访时，指出了信访事件中的4个80%：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和解决问题的途径都不够通畅，使“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和认真的对待，造成大量信访现象的出现。对于上访的群众来说，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精力，不但成为沉重的负担，而且必然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不断出现且增加的信访事件，对各级党委、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也必然造成负面影响。
在这些问题上，矛盾的焦点是农民的正当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和保障。如果利益表达渠道畅通，解决利益矛盾的措施有效，这些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激化。但是，由于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再加上有些基层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漠视农民的权益，有的干部甚至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损害农民权益。农民自然会把心中的不满和愤恨发泄到干部身上，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农民不能通过正常有效的通道和途径进行利益表达时，就会采取非制度化和非正常的途径来表达利益诉求，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认为，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 如果不解决利益表达机制问题，最终将严重挫伤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影响新农村建设进程。
三、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推动新农村建设有序开展
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为了鼓励和支持农民进行利益表达活动，引导和规范农民的利益表达方式，促进和增强农民利益表达实效。使这一机制成为有效维护农民正当权益的制度保障，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推动力量。
1、扩大和加强农民的政治参与，支持农民利益表达活动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是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法律依据。然而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以政治参与的形式来表达利益需求很有限。从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和最主要的参政、议政机构政协的代表、委员构成情况来看，农民的比例是很小的。如在2985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的代表加在一起只有551名，约占总数的18%。其中农民的代表只有18%的一半甚至不到一半，却要代表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民，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建议各级人大、政协成员结构中应适当减少政府官员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农民代表和委员的人数比率，让他们能够直接表达和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村民自治是扩大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村民自治发展到今天，我们虽然有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但与实践的需要还相差甚远。比如，就《村民委员法》的实施情况而言，自1998年实施以来，为实现村民自治奠定了法制基础，对农村“三个文明”的建设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影响了其应有作用的发挥。比如，村民选举委员会的推选程序、村委会成员的罢免程序、村级重大事务民主决策程序、村民代表会议议事程序等这些具体程序，亟待创新；再比如，党组织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制度、村级村务民主管理制度、村务公开制度、财务公开制度、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制度等这些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除此之外，还存在落实问题，有的地方一些制度执行得不好，或应付了事，或流于形式。因此，要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完善、制度落实，确保农民“四个民主”的实现，让“村民自治”真正成为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
被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第二种权力”的舆论监督是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当今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闻媒体实现的。然而，新闻媒体往往忽视农民的呼声，将农民的呼声视为非主流声音，甚至回避农民的政治诉求，使农民不能通过新闻媒体实现其政治参与的权利。因此，要通过完善舆论监督体制，使农民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政治参与有制度保障。
2、建立和完善维权组织，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当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很少有人会选择司法途径解决，因为成本较高。有人会寄希望于信访制度，但效能又太低（据于建嵘教授统计，群众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二）。农民又缺少像工会、行业协会这样的维权工具，难以对利益要求进行系统的组织化的表达。因为缺少利益代言人，农民既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也无法影响国家的政策和行动，在国家资源的分配和制度安排上处于极端不利的位置。这就容易使一些人转向制度外去寻求帮助，于是一些邪教组织、黑社会组织、地方恶势力又会死灰复燃，他们借保护农民利益之名，行对抗政府之实，从而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
“组织资源是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源”，它能使弱小的个体汇聚成强大的团体，对自己的利益进行有效地表达、集中的表达和有力地维护。为了规范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需要建立一个农民自已的组织。像于建嵘教授提出的，农民要求成立的农会（农民协会），它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但是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这些组织没有得到政府民政部门在程序上的认可，没有取得“正式组织”资格，甚至被称为“非法”组织；它们内部虽有一定的分工但缺乏系统性和支配性，成员之间没有建立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由于这些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较低，容易导致其行为目标和方式会产生一定的盲目性，甚至会被人利用，进行一些非法活动。因此，政府在农民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应从政策上予以引导，行政上予以合作，法律上予以规范，使其健康发展。
3、尊重和保障农民利益表达，增强农民利益表达实效
马克思说过，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任何社会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要容许有不同意见的存在。新农村是农民自己的家园，农民的“话语权”更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党和政府要通过干部联系群众制度、设意见箱、与农民代表座谈等形式经常了解民意，倾听民声，关心民利；要创造宽松的民意表达环境，让农民真实自由地表达自己对新农村建设的想法、意见；同时，通过建立群众意见反馈制度、落实制度，把反映农民利益的意见和想法落到实处。
新农村建设要围绕农民的真实需求进行谋划，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加以推进，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其重要的途径和制度保障。通过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畅通农民利益表达渠道，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增强农民利益表达实效，使新农村建设真正成为“关心农民疾苦，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的民心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