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中有关行政强制条款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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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抵销诉讼的概念

　　抵销是指当事人就互负给付种类相同并己届清偿期的债权，在对等数额内相互消灭债权的意思表示。抵销在民法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抵销包括法定抵销和合意抵销，狭义上的抵销则仅指法定抵销，所谓法定抵销是指法律规定其构成要件，当要件具备时，依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完成，是形成权的一种。一般只要一方当事人主动提出抵销的意思就可发生抵销之效果，无须经过法律程序。而合意抵销是指按照当事人双方的合意所为的抵销。

　　根据《合同法》第99条的规定，法定抵销的构成要件为:1、双方互负债务，但主动债权超过诉讼时效，其债权人不得主张抵销，被动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可适用抵销;2、双方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如均为金钱之债，或均为交付同一种类物等;3、主动债权已届清偿期，如甲欠乙债10万元，已经到期，乙亦欠甲10万元，还有半年才到期，现甲提出抵销则不可以;4、依债的性质可以抵销，例如，以某一不作为抵销另一不作为债务，就达不到合同目的，故不允许抵销。法律规定不得抵销的债务不得抵销。例如，故意实施侵权行为的债务人，不得主张抵销侵权损害赔偿。另外，当事人之间有禁止抵销的约定时，债务不得抵销。5、抵销不得附条件、附期限，如果附有条件或期限，那么会使其效力不确定，并且有害于他人的利益。

　　民事主体在行驶和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时，将不可避免地要诉诸于公力救济的保障。作为形成权一种的抵销权，也有可能需要通过诉讼这一公力救济途径来加以实现，债务人虽曾在诉讼程序之前行驶抵销权但遭到债权人的异议而债权人仍然就自己的债权提出了诉讼，或者债务人虽未在诉讼程序之前行驶抵销权而首次在诉讼程序中提出抵销权作为抗辩的情形，就构成了诉讼抵销。如甲以买卖合同为依据向法院起诉，要求乙支付欠款10万元，在诉讼程序中被告乙向法院主张违约损害10万元的事实，请求法院予以抵销，这一抵销就是典型的诉讼抵销。诉讼抵销在国外也被视为一种常见的抵销形式，如《卢森堡民法典》第一条明确规定的抵销有三种形式:法定抵销、协议抵销和审判上的抵销。 所谓审判上的抵销又称为裁判上的抵销，是指在诉讼程序中提出的抵销。在裁判上之抵销制度下，当事人之间债权之抵销，仅凭当事人一方意思表示，不能发生抵销效果。当事人欲达成抵销之目的，必须利用诉讼方法在诉讼上主张抵销并经法院判决后始能发生抵销之形成效果。 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抵销的情形包括以下几种:1、被告在诉讼前或诉讼外已为抵销之意思表示，在原告提起诉讼时就业已主张之抵销意思表示作为抗辩提出。2、被告在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时，主张以其对原告的债权抵销其所负的债务。此抗辩的提出是以被告承认原告的债权存在为条件的。诉讼抵销虽然广泛存在于各国的司法实践中，但在国内外至今还没有对诉讼抵销作出一个统一的定义，目前学界对诉讼抵销的定义归纳起来一般为，当事人在诉讼进行中提出的一方以自己的债权作为主动债权，来抵销对方针对自己的诉讼请求的行为。

　　（二）抵销诉讼的特征

　　诉讼抵销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行驶抵销权，诉讼抵销行为由于一方面涉及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另一方面也关系到法院怎样处理此案件，是作为抗辩、亦或以反诉来对待?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从诉讼抵销的具体特征入手充分认识诉讼抵销的内涵、外延和性质将是十分重要的。

　　1、诉讼抵销具有对抗性。诉讼抵销的诉讼中至少存在两类诉讼行为:本诉与诉讼抵销行为。本诉是基于被动债权而提起，诉讼抵销则是基于主动债权提出的。主动债权债权人在诉讼中提出抵销之意思表示，目的是为了冲抵原告的诉讼请求，以达到债权的清偿。一旦诉讼抵销为法院所认可，则本诉之诉讼请求就不能或不完全能够得到支持。因此，在诉讼抵销中，原告和被告为了使得自己的债权获得法院的认可，势必会利用各种手段去对抗和否定对方的诉讼请求。

　　2、诉讼抵销具有相对独立性。诉讼抵销是为了对抗本诉而为之，但又区别于其他的对抗行为，其可以单独构成一个独立的诉。同时抵销之主动债权与被动债权之间并不要求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即诉讼抵销与本诉并没有直接的牵连关系。法律对本诉和诉讼抵销都规定了构成要件，只要符合构成要件都可以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另外就是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的独立性。对于诉讼中抵销适格与否之审理与判断与对本体诉讼之审理是完全平行的两个过程。

　　3、诉讼抵销具有预防性。如前所述的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抵销的第二种情形中，被告首先是对本诉的诉讼请求的存在与否进行争执，同时为了预防本诉诉讼请求获得法院认定，而在诉讼上预备主张以反对债权进行抵销的形式。在这种抵销形式中，被告首先进行了一定的抗辩，在意识到这种抗辩有无法获得认可的可能性时主张抵销。换言之，在存在诸多防御方法时，诉讼抵销是在穷尽其他防御方法后最终的对抗方式。因此，在这种情形下，诉讼抵销就具有一定的预防性。

　　4、诉讼上抵销具有确定的层次性与顺序性。对于诉讼抵销的审理围绕着三个层面进行，作为基础的主动债权有效存在的确认是第一层面，而抵销是否符合实体法规定之抵销要件的确认是第二层面，最后在抵销要件业已确认的情况下，再以合法可抵销的数额抵扣本诉诉讼标的额来确定诉讼结果。事实上以上第一层面是包含在第二层面之抵销法定要件确认之中的，但是在诉讼中审理诉讼抵销时，被动债权人通常是以此作为争辩的第一选择。因此有必要将其独立列明，作为确认诉讼抵销的首要层面。相应地，主张诉讼抵销的诉讼当事人在其主张抵销之前，大部分情况下也是以对被动债权的不成立、未生效、可撤消、无效等暇疵进行争辩，而抵销则是其为避免败诉而迫不得已使用的方式。’一正是基于此特殊性，审理诉讼中抵销应在被动债权已确认之后进行，这就体现了诉讼上抵销确认的顺序性。

　　（三）抵销诉讼的制度价值

　　1、发现真实。发现真实是民事审判的切实目标，而当事人的主张和诉求的对抗是达致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抵销诉讼存在两个相互独立又对立的诉讼请求，当事人为了使这种主张获得法官的确信进而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必然积极地抗辩和充分地举证。这既包括从正面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的正当性，也包括从反面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假定性。在自认和认诺中，当事人实质上放弃了这种对抗的机会，但是在诉讼上的预备抵销时这种对抗非常显然。通过当事人的这种对抗，法官以中立、超然的态度听审当事人的对抗，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自己深厚的专业知识做出接近事实真相的判断，这也增强了当事人对判决的可接受性。抵销诉讼为法官从正反两个方面衡量当事人主张和证据的合理性提供了制度性契机。

　　2、保障正义。正义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其早已超出了道德的范畴而具有了理性的光芒。但是，正义又具有多样性，虽然每个学者甚或每个人对正义的理解都带有个人色彩，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正义的追求。权益可能受到裁判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必须被赋予充分的参与权，使得他们能够对裁判的最终形成发挥实质性影响。作为正义的现实载体，法庭审判的正义性更为显观。抵销诉讼请求的相逆性和对抗性使得当事人获得更大的权利话语空间。他们不但要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承担证明责任，而且要尽量推翻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免受另一利益的损害，两种程序并行或者重叠，这样当事人所支配的法的空间就异常强大。当事人的这种程序参与权对法官心证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昭示着，当事人是程序的真正的支配者。抵销诉讼通过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性，不仅有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更因当事人的程序自治性而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

　　3、增进效益。在民事诉讼中，效益是指民事审判的收益和成本之间关系的范畴。效益是当事者和社会公众衡量审判的直接明显的标准，效益是现代法治国家积极追求的目标。德国在1976年颁布了《简化与加速诉讼程序的法律》，1990年又颁布了《简化司法程序法》 ，效益的诉讼价值位阶明显增强。抵销诉讼最大的优点就是将原本可以作为独立诉讼标的的债权债务关系拉进到已诉讼系属的权利义务关系中一并解决。作为一种积极抗辩，抵销使得当事人免于另行起诉所带来的双重程序造成的讼累，赋予这种抗辩以既判力，更保证了本诉和抵销抗辩审判的集中性;作为一种反诉，抵销和本诉适用同一个程序审理，程序的单一性使得法官或者陪审团将精力集中于当事人所争执的事项上，而且也避免了程序的重复和司法资源的肆意浪费。如果抵销另行起诉，一方面可导致程序的繁化;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如果抵销之诉的判决与原诉的判决不一致时，势必会滞碍执行程序的进行，当事人的正当利益无法及时得以维护，甚或受到不当剥夺。

　　4、保证安定。“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应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做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程序的安定性包含两个不同层面的安定，即程序规范的安定和程序运作的安定。其基本要素包括:(1)程序的有序性;(2)程序的不可逆性;(3)程序的时限性;(4)程序的终结性;(5)程序的法定性” 。在抵销诉讼中，如果不允许被告主张抵销，两个平行的诉讼就会产生，先行诉讼与后行诉讼之间产生对“法院对同一债权实行双重审理”的危险，这种危险不但造成了程序的反复，而且破坏了先行程序的稳定性。如果允许被告在本诉中主张抵销抗辩，那么抵销被吸收进本诉中而进行一并的审理。通过抵销抗辩，当事人程序压力减弱，争点集中，程序的不可逆性得以维持。如果允许被告在本诉中对抵销的债权提起反诉，那么，法院就可以对本诉和反诉集中进行审理，法院对同一债权进行双重审理的危险也就烟消云散。无论大陆法系国家赋予抵销抗辩以既判力，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赋予抵销反诉以既判事项效力，其趣旨都在维持既定的审判程序的正当性和安定性，这也是两大法系国家抵销诉讼的最终落脚点，也是我国探求抵销诉讼的真正归宿。审理。通过抵销抗辩，当事人程序压力减弱，争点集中，程序的不可逆性得以维持。如果允许被告在本诉中对抵销的债权提起反诉，那么，法院就可以对本诉和反诉集中进行审理，法院对同一债权进行双重审理的危险也就烟消云散。

　　（四）两大法系抵销诉讼的比较

两大法系抵销诉讼的比较就笔者的阅读范围而言，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没有抵销诉讼这个概念，但是并不意味着抵销诉讼的缺失。相反，在这些国家中，在诉讼进行中，被告人主张抵销的情形屡见不鲜，但是两大法系国家对抵销的性质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大陆法系国家将抵销视为一种抗辩，英美法系国家将抵销视为一种反诉。因此，两大法系国家对抵销诉讼的比较可归结到对抵销性质为抗辩和反诉的争论。

　　在英美法系国家，抵销至今仍被视为反诉，笔者称这种抵销诉讼为反诉模式的抵销诉讼。反诉制度与抵销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这表现在反诉制度是由罗马法时期的抵销抗辩发展出来的。“反诉制度是建立在抵销抗辩基础上的，比较单纯，只有在反诉请求能够与本诉请求相互抵销的情况下，才允许提起反诉，并且这一反诉没有强制的问题，从学理上的分类来看属于任意反诉”。 抵销的成立是反诉成立的前提性要件。即使是现在，英美法系国家仍然视抵销为反诉。英美法系国家的反诉制度并不要求反对请求与本诉的诉讼请求有任何的联系，也无须与原告的诉讼请求产生于同一交易或者合同中。《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3条第2款关于任意的反请求规定:“在诉答文书中，可以提出任何对抗对方当事人的请求，该请求并非基于对方当事人请求的诉讼标的交易或事件而产生的，可以作为反请求提出”。 由此，作为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可能没有牵连的反对请求，被告完全可以提出反诉进行抵销。

　　在大陆法系国家，抵销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抗辩，笔者称这种抵销诉讼为抗辩模式的抵销诉讼。抗辩是指原告为了贯彻其攻击性的申请并证明其理由，而被告为了贯彻其防御性的申请并证明其理由而进行的手段性的陈述。抵销抗辩可以分为与实体关系无关的抗辩和与对实体关系的抗辩两种。 诉讼上的抵销是一种与实体关系紧密相连的抗辩。但是这种抗辩具有特殊性，即抵销的最后性。“对被告来说，抵销是获得胜诉的最后一个手段。这种胜诉显然要求做出牺牲—反债权，被告必须在无其他无需主张的抗辩的情况下做出牺牲。因而他希望只有当确认了诉之债权存在时才对抵销做裁判”。 可以说，抵销是一种积极的抗辩，被告应当对自己的积极抗辩承担举证义务。抵销作为一种特殊的抗辩这是大陆法系典型国家德国、日本和法国的通行做法，这也反映了他们的制度和价值理念的趋同。

　　通过考察发现，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抵销诉讼的现实存在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尽管存在差异，但探求两种模式的抵销诉讼，可以发现许多共同的机理。

　　1、反对请求的独立性。作为一种特殊抗辩，抵销旨在对抗原告的诉求。如果原告与被告换位，这种抵销仍然成立，而且若当事人不主张抵销，也可以作为独立的诉讼标的提起诉讼。“抵销抗辩既具有抗辩的性质，同时其本身又是当事人提出的可以单独构成诉讼标的的反对债权，也即具有类似于反诉的特殊性”。 大陆法系国家实质上也承认抵销请求的独立性，更不用说作为反诉看待的英美法系国家的抵销。实质上，即使大陆法系国家的作为抗辩形式的抵销也具有类似于反诉的性质，两大法系国家的抵销在本质上都蕴涵着反诉的溯源。

　　2、都是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的有效方式。“与程序的结果有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因该结果而蒙受不利影响的人，都有权参加该程序并得到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以及反驳对方提出之主张和证据的机会。这就是‘正当程序’原则最基本的内容或要求，也是满足程序正义的最重要条件”。 作为一种特殊抗辩，抵销保障被告获得对抗原告诉求并适时维护自己债权的机会，同时这种抗辩也增强了诉讼的对抗色彩，有利于真实的发现，这是当事人程序参与权和支配权的细化。抵销作为一种反诉是当事人行驶诉权的样态之一，旨在对抗原告的诉求，保障诉权的正当行驶。

　　3、在结果意义上，两大法系都规定了抵销的既判力。在大陆法系国家，判决理由通常不具有既判力，但是作为判决理由的抵销抗辩作为例外而具有既判力。这种既判力的正当化根据是诚信原则及避免重复诉讼和矛盾判决。英美法系国家没有既判力的用法，而是称之为既判事项效力。判决一旦做出就不能就同一争点继续进行诉讼，这样做是出于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双重目的。反诉作为一种独立的反请求，当然产生请求排除的效力。

　　（五）我国建构抵销诉讼的模式建议

我国目前尚无抵销诉讼的模式，我国还面临着抵销诉讼的模式选择问题。从法治传统和制度理念上看，我国更加接近于大陆法系。但是大陆法系国家完善的抗辩制度以及特色鲜明的判决书风格却是我国诉讼所缺失的。程序法抗辩的缺失以及抗辩程序的非严谨性使得我国无法采用抗辩模式的抵销诉讼。原因在于:

法治现代化，离我们有多远
(作者：蔡鸿铭，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362600)

摘要：改革开放20年来，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的确立，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基本方略的提出，法制的基本精神逐渐深入人心。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中国21世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目标，中国已经迈向一个法治的新世纪。这是一个令人可喜的局面，然而面对这个局面，许多人也许要追问“为什么在这之前中国没能走上法治之路”“实现依法治国以及法治的现代化，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之类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说明什么是法制，什么是依法治国。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治；法治现代化

法治是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法学界一个众所关注的热门话题，然而对于何谓“法治”，理解与诠释却并不完全一致。通行的看法是，法治是“人治”的对立物，与专制格格不入，因此，被专制主义笼罩着的古代社会，绝大多数时期不存在真正的法治；更有一种观点认为，“法治”与“法制”体现了两个不同的层次，“法制”是存在于一切社会的“文化”形态，而“法治”则具有现代“文明”的属性。（1）
在西方，论及法治概念，常溯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著名的《政治学》中提出了法治观点：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是制订良好的法律。它的法治理论倡导了一种法律的至高无上，法律的神圣权威的社会观念，形成了支配西方长达二千多年的资产阶级法治传统。近现代以来，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时代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都论及法治思想。但法治含义的系统提出和诠释却始于19世纪后期。这就是法学界所熟知的英国戴赛的法治三原则：“除非明确违反国家一般法院以惯常合法方式所确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惩罚，其人身或财产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论地位条件如何，都要服从国家的一般法律，服从一般法院的审判管辖权”；“个人的权利－－一般法院中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2）晚清以来，西风东渐，中国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法律学家们开始在法律形式上，结合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精神背景和现实要求演绎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观念，然而，对法律权威的推崇始终没有成为国家与国民最为信守的理念。
法治字面含义是“法的统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人们应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统治”，但在政治和法律理论中，法治取其狭义，即“政府应受法律统治并服从法律”。（3）法治的优点在于限制或防止专断独裁，有助于稳定社会关系，增强人们对自己行为和活动的预见能力；有助于保护个人自由，即禁止某些干预个人自由的行为；有助于维护个人尊严。（4）关于法治的优点，亚里士多德作了精辟的总结：第一，法律是多数人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优于少数人的意志；第二，法治具有公正性，人治易于偏私；第三，法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第四，法律排斥专断与特权。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其中包括实行法治的经验。但是，在整个古代，中国实行的法治在精神与意旨上与现代法治大异其趣。古代法治以专制而非民主为基础，以等级特权而非主体平等为前提，以义务性压制型法而非权利性救济型法为主要导向，以统治者的意志而非民众的理性为依归。以严刑峻法为特征的法治在秦朝发挥到了极致。它让后人联想到的是惩罚、镇压与恐怖。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法家主张的法制，但法家所主张的法治与古希腊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有着根本区别。在中国历史上，先秦时期出现了“以法治国”的主张，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地将之称为“法治”。有的著作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法家所提出的治国理论不成其为“法治”，因为它只涉及法的“功能”而非法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人治主义”的。（5）确实，先秦法家所谓的“以法治国”维护君主专制并十分注重法的工具作用，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法家的理论就会发现，它实在是一套以“法”为中心的非常体系化的学说。比如《管子》一再讲“道法”，曾说“先律制度必法道”（6），认为法律必须依据、体现某种基本精神；主张“令尊于君”，倡导“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7），并没有把君主完全排斥在法的约束之外；又如商鞅将“法”、“信”、“权”作为治国三要素，他首先强调“法者，君臣所共操”，然后才说“权者，君主所独制”，就是为了突出“不以私害法”（8）的原则。所以，仅就理论层面而言，如果断言法家学者完全不讲法的价值，恐怕也不尽然。当然，法家的“法治”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化的法制，然而，如果一般的讲“法治”，似乎不一定必须设定某一时期或某种制度的前提。一方面，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法治也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承认古代的法治论，不但不妨碍，而且有利于理解和阐释现代法治的精神。另一方面，即使是现代社会的法治，因为其所处环境和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有别，意义也不尽相同，即如我们讲“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有它们特定的内涵。有的学者讲“中国古代人治下的法治”（9），应该说是不无道理的。
近代以来，在抵御列强、富国强兵的救亡图存抗争中，在独尊器物技艺的洋务运动受挫之后，当一些有识之士将“变法”的焦点转至改制时，建构现代法治曾经成为现代化的重要主题之一，许多志士仁人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和大胆尝试。先是中体西用的法律改革，后是以引进西方法治为特色的法治建构。然而，由于外患内乱，兵连祸结，法治命运多舛，几起几落，时续时断，未能取得稳定发展和长足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为法治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环境。但是，由于受到历史上长期人治传统的潜在影响，以及前苏联将法律政治化倾向的影响，法治并未被放在应有的位置。20世纪50年代后至文革结束前，刚刚起步的法治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遂付诸东流。在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的年月，法治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结束后，人们从人治的梦魇中醒悟过来，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或半封闭转向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依赖人治转向倚重法治。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法治取得了重要进展。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历史上法家所主张的法治大致有如下特点：第一，法家主张的法治基本是工具性的，即统治者用法律来治理被统治者，法律的意志性完全排斥了社会规范的共识和内聚力；第二，法律完全成为公共性质的，即由政府制定，社会规范体系成为等级结构；第三，法律完全由政府垄断，其他任何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团体均无权与其他规则分庭抗礼；第四，中国古代的法律没有自治性，政策和法律之间从来没有明确的区分，行政与司法也是如此。这个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自然进化为法治社会，也决定了20世纪中国法治之路的艰难曲折。
所以，在近代以前，中国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更没有以法律至上、权利本位为精髓的“良法”，有的只是形式上具有合理性的法律。它为系统严密的官僚体的建立、吏治的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近代法律改革的重要意义。传统的宗法礼教法制观已被动摇，新兴的自由、权利、平等的法治原则已展现在国人面前。
分析完中西方法治观念的历程，再回头来看文章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便不难回答了。

参考文献
（１） 尹伊君：《文明进程中的法治与现代化》，《法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６期，P3-16.
（２） Dicey A V.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onstitution. 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26，P183-201.
（３） Raz J.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 on Law and Morality. Clarendon Press, 1979，P212.
（４） Raz J.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 on Law and Morality. Clarendon Press, 1979，P220.
（５） 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P93-96。
（６） 《管子·任法》
（７） 《管子·任法》
（８） 《商君书·修权》
（９） 张晋藩：《论中国古代人治下的法治》，《法律史论丛》（第四辑），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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